在广阔天地种地的时候，在农村教书的时候，我基本上是个乐天派。现在分析起来，可能那时社会忧患太多了，“一打三反”、“清理阶级队伍”、“大批判”、“揪斗牛鬼蛇神”，等等等等。一些人总在琢磨着整人，不断想出名目繁多的点子，挑动中国人无休止地窝里斗。
客观世界本已有这么多的忧患，倘主观世界再寻烦恼，那人间真是没意思透了。于是便千方百计保持自己心态的正常，少发火，少折磨自己，多干实实在在的事情，品尝做实事的乐趣，以求心理平衡。那时什么都看家庭成分，自己不是红五类出身，造反派不向咱发火就不错了，咱怎么好向造反派发火呢。
在工厂，开头两年顺境，曾发过两次脾气，到了批林批孔，自己也挨批的时候，自然又没有了发脾气的资本。
到学校教书，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。客观上，文革终结，政治解冻，自己又有了理想的工作，心情愉快，半年之后，做教导处副主任。教导处两位主任，一位主抓教学，我自然便分工抓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。那时4个年级，26个教学班，1558名学生。文革刚刚结束，学生纪律不好，打架斗殴的事时有发生。那时学生打架很凶，枪刺、砍刀、匕首都会用上。有一次，一个班级为了备战，竟然拿了20多把铁锹铁铲。有一次，学生打起来，我跑去看时，失败者已躺在地上，腹部已被扎了5个窟窿，正流着血。还有一次，一个很霸道的学生，没有什么原因便往人家的头上砍了3刀。待我跑去，砍人者已逃，我只好领着受害者去医院缝合。面对这样混乱的局面，我的耐心受到了挑战，并且失去了抵抗力，于是发火发怒，变得脾气暴躁。
到了1979年3月，自己带实验班还兼负责学校学生管理工作时，这毛病仍没改。
一次，学生在教室里闹，每人拿条绳子，你抽我，我抽你，你捆我，我捆你，屋里弄得乌烟瘴气，桌椅东倒西歪，我看了，气不打一处来，破门而入，满脸怒气。学生一见，顿时惊呆，不知所措。我本应理智清醒地问清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帮学生分析利弊得失和控制不再重犯的方法，但人在发怒时一般不会这样做，一般都会找发泄怒气的方法，发泄得越厉害，心里便越痛快。于是学生成了我发泄怒气的对象，我狠狠地训了这些同学一顿，又让他们在教室前面站成排，责令他们将打人的绳子高举过头，有的同学累得汗流满面，我还是不肯饶恕。当时自己也知道这样做不对，这样做增强了学生的逆反心理，但处在愤怒中的我，也像劣迹学生处在激愤状态时一样，不顾一切了，对抗就对抗下去，非把你压服不可。
这以后，再和这几位同学见面，心里总是疙疙瘩瘩的，他们躲避我，我也不自然。
每次发过脾气之后，都使学生的自尊心、自信心受到了伤害，我自己也陷入情绪陷阱之中，懊恼后悔。深深尝了发脾气的痛苦之后，我认识到：人在发脾气、愤怒时，是智能较低下的时候，往往做出愚蠢的判断和荒唐的决定。要做好工作，为了集体，为了国家，也是为了学生，更是为了自己，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少发或不发脾气。
发脾气的人大都尝过发脾气的苦头，大都有控制自己的愿望，平心静气时充满战胜自己的信心；一旦情绪的怒涛翻卷，薄弱的意志大坝便被冲垮。怎样在冲垮前便请人帮助堵住？我向学生讲了自己内心的冲突，请同学们帮忙控制自己的情绪。除了请大家帮忙外，还请一位同学具体负责，当他发现老师的脸色多云转阴时，便及时提醒、劝告。我表示决心说：“只要这位同学一提出警告，老师一定听从，立即控制住自己的情绪。”
王迎同学自告奋勇，愿意负责控制老师发怒。这位同学的母亲是我在电机厂时的师傅，从小我便熟悉这位同学。在他的眼里，我不只是老师，更多的还是熟人、是朋友、是兄长，即使我当了他的班主任以后，他也常常和过去一样和我开玩笑，随随便便，想说啥就说啥。王迎为人又单纯、直爽、热情，心地善良，做什么事，说什么话，喜欢直截了当，不会转弯抹角。他负责控制我是再合适不过了。
有一天，校内两个班级发生斗殴，我把几位蛮横的学生找到办公室。批评他们时，还不太服气，双方又争吵起来，强者又向弱者出了手。一气之下，我采取了过分的措施，狠狠惩治了霸道的学生。风波压下去了，我同被惩治的学生谈了心，他理
那时自己刚接班不久，学生还没有自治能力，学生们像是给老师守纪律，给老师当长工，给老师学习。教室南面的4个大窗户对着操场，北面的一个窗户对着
我还没走到窗边，便听到屋内乱哄哄，刚到窗外，便见4位同学在教室打粉笔头，还有十几个人助威，搅得别人无法自习。我本想到自己的班级轻松一下，改变烦躁的情绪，不料自己的学生也是这么不争气，烦躁愈加烦躁，怒从心头起，冲进门去，想大发雷霆之怒，狠狠惩治那几个人。学生见我出现，立即惊呆了，正闹着的几个人见我怒容满面，一个个不知所措。我正要大吼一声，王迎同学站了起来，笑着看我——在这种气氛中，也只有他还敢笑。我一时竟忘了过去的许诺，问：“你站起来干什么？”他又笑着，不自然地挠了挠头，说：“老师过去让我帮助您控制发怒，不知道今天还算不算数？”
是啊，过去当着全班同学面说的请人家控制我发怒，今天又当着大家面提这个问题，我能说不算数吗？我咽了几口唾液，稳定了一下情绪，硬是压住了自己到嘴边的话。为了缓和一下紧张的空气，我请王迎同学到外面。我们在走廊里一块商量处理乱子的办法，在融洽的气氛中解决了问题，使几位违纪同学从内心产生了想战胜自己的愿望。
王迎同学多次有效地控制住我，使我不发脾气，渐渐地，我爱发怒的脑细胞利用率低了，能力也低了。每当回忆起这些，我便充满了对王迎同学深深的感激之情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