常务班长工作多、负担重,集班级大小权力及事务于一身,显然既不利于提高班级工作的质量,也不利于常务班长自身的学习。于是我自1983年开始设立值日班长。
我觉得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,就是由集权制向分权制发展。愚昧落后社会形态的特点,都是权力高度集中于统治机关,特别是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,更可悲的是集中于某一个个人。这样,千百万人俯首听命于某位救世主,千百万人的积极性受到了压抑,千百万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操纵,不得不变得被动,直至变得懒惰、愚昧。
回忆文化大革命,七八亿农民都去种粮食搞饭吃,结果,种地的硬是吃不饱饭。我们知识青年拼命干一天活,回到知青点,连玉米面窝头都吃不饱,类似大锅清水汤的盐水煮白菜,每人只能分到一小碗,刚喝到半饱,饭菜就都没了。那时,中国农民和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没少费力气,可为什么弄到连饭都吃不饱的可怜地步?重要原因之一,就是农民自己的权力太少了。
农民是种地的,可地里种什么,农民说了不算,种了点果树,种了点香瓜,便批判为对抗伟大领袖“以粮为纲”的最高指示,统统让拔了不算,还要挨一通批判。现在说起这些像笑话,但在那个年代,都是真真切切的事实。
一个村的农民必须统一步伐,集体下地,集体收工,甚至连农民每天挣多少工分国家都要管。
农民卖几个鸡蛋,卖几只鸡,都可能被抓住批判一通,真是动辄得咎。
农民本应该钻研农业技术,但钻研技术被批判为白专,于是几亿农民不得不学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”,不得不去大呼小叫着批判“孔夫子”,不得不去批判“只反贪官不反皇帝”的宋江,不得不都大轰大嗡地学习小靳庄,都去写诗。明明吃不饱饭,还要写各种各样歌功颂德的诗……这些事尽管荒唐,但那时没有别的权力的农民只好无可奈何地一件一件地跟着做,地怎么能高产?饭怎么能够吃?还想什么鱼肉蛋!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中国农民焕发了极大的生产积极性,人们这才发现不需要那么多人种地,中国的地里长出了吃不完的粮食不算,还种养出了这么多的马牛羊、鸡鸭鱼和瓜果梨桃。
细细想来,同是这块地,同是这些人,差距为什么这么大?重要原因之一,就是不再喊以粮为纲了,由集权制向分权制转化了,由什么都要管农民到许多事情让人家自己说了算了。种什么,怎样种;养什么,怎样养;卖什么,怎样卖,农民自己可以自由选择了,几亿人的脑子都从自己的实际想问题,当然比一个人想好得多了。
何止单对农民,对工厂,对教育,对文化,对商业,由于权力过于集中,强调计划,强调集中统一,带来的可悲后果确实令人痛心疾首。
大到联合国处理国际争端,治理国家,小到一个班级的管理,甚至家庭过日子,许多基本原理都是一致的。
我发现有的班级管理效益低,重要原因就是班主任集权于一身,事无巨细,统统亲自出马,亲自决定,忙得不可开交,焦头烂额。学生或是莫名其妙,或是手足无措,或是紧张焦虑,或是隔岸观火,帮不上忙,也不会帮忙,结果,按下葫芦起来瓢,效率甚低,最后集烦于一身,集怨于一身。
我总回忆个人受压迫、人民群众受压迫的往事,决心在自己的班级不让此类事重演。十几年来,我不断向学生宣传分权制的好处,提出班级管理的一个原则:
干部能做的事,老师不做。
普通同学能做的事,干部不做。
我觉得,替学生做人家自己能做的事,同替学生吃饭一样有害。学生失去了吃饭的机会,便失去了生理上汲取营养的机会;学生失去了做事的机会,便失去了心理上汲取营养的机会。
我们设立的值日班长,便给每个同学都提供了做事的机会,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,提供了使用权力的机会。
值日班长,按学号轮流,每个人都要当,轮到谁,便从早到晚对班级工作负责任。经过讨论,班级制订了值日班长10条职责:
1?郾负责记载当天的出缺